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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介绍部分国际检察局成员（左一为吴学义、左二为鄂森、左三为倪徵（日奥））。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组成员（前排左起：桂裕、倪徵（日奥）、向哲濬、吴学义、郑鲁达、张培基；后排左起：周锡卿、刘子健、杨寿林、鄂森）。

　　早期的东吴大学法科。

　　硝烟远去，历史永铭。202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九圣村的中国律师博物馆扬州地方馆与民国大律师鄂森故居，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人们在一幅幅图片、一份份文件、一件件实物前驻足流连，追慕这位从乡野走出、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曾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顾问的法律先贤。

　　乡村少年 东吴铸魂

　　时光回溯至风雨如晦的清末民初。1902年，扬州城外东南隅、长江之畔的头桥镇九圣村，鄂氏乡绅之家出生了一个男婴，家人为其取名“鄂森”。少年时代，父亲便将他送进新式学堂就读。1922年秋，中学毕业后的鄂森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1925年9月，出于对法律学科的浓厚兴趣与时代使命的感召，鄂森转入东吴大学法科。这所由美籍律师兰金·查尔斯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学校，瞄准当时上海华洋诉讼集中、通晓英美法的本土法律人才极度稀缺的现实，以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担当的法律人为目标。

　　学院创办之初，首批教师共11人（含教务长兰金），其中10人为美籍、1人为华籍，皆为上海司法界的知名人士。教学体系以英美法为主，兼顾大陆法、中国法及国际法；教材多为英文原版，推行中英双语教学，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经典的“判例教学法”；对学生的功课考核也十分严格，导致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在就读期间被淘汰，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普遍具备娴熟的英语应用能力、出色的法律实务技能以及坚韧的意志品质。高质量的法学教育让东吴大学法科声名远扬，与彼时以大陆法教育著称的北京朝阳大学，并称“北朝阳，南东吴”。1927年，东吴大学法科更名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5年定名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在历史研究中，为便于叙述，统称为“东吴法学院”。

　　在东吴法学院求学期间，鄂森刻苦钻研、拔节生长。清晨的图书馆，留下他埋首攻读的身影；课堂辩论中他常掷地有声地发表观点，那句“法律不是文字游戏，是对人性与文明的深刻洞察”，至今仍是后辈学子传颂的治学箴言。他还参与编辑中国最早的大学法学期刊《法学季刊》，为中外比较法研究搭建桥梁，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得时任法学院院长吴经熊的高度赞许。

　　1928年8月，鄂森远渡重洋，与同窗倪徵（日奥）一同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律研究院首批中国籍学生。1929年春，鄂森转入旧金山林肯大学，于当年10月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博士论文题为《中国法律沿革及自今之进展状况》，深刻阐述了近代领事裁判权对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尽显青年法律人的家国视野。

　　法袍勇者 东京猎凶

　　1929年冬，黄浦江上风旗猎猎。27岁的鄂森怀揣“以法治国”的理想回到上海，在四川路开设私人律师事务所，正式开启执业生涯。当时的上海，军阀势力、外国洋行与官僚资本相互勾结，司法公正在金钱与强权的夹缝中举步维艰。鄂森始终坚守良知与大义，为底层民众提供法律援助，为蒙冤的爱国志士仗义执言。

　　1931年秋，法商水电公司工人徐阿梅因组织罢工争取合理劳动权益，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并以危害民国与妨害公众电汽事业罪被执行徒刑十年六个月。1932年被赦为徒刑六年六个月。面对外国势力，上海众多律师事务所纷纷选择回避，鄂森却主动接下案件，并明确表示分文不取。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6月，徐阿梅被无罪释放，鄂森“法袍勇者”的名号因此响彻沪上。

　　4年后，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1936年底，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当局却悍然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7位核心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彼时，律师参与这样的政治案件，不仅没有经济收益，还可能招致国民党当局的报复，影响个人执业甚至人身安全。鄂森却第一时间加入由21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并担任李公朴的辩护律师。法庭上，面对“鼓动工潮”“共产党嫌疑”的不实指控，鄂森拍案而起，凛然质问：“证据何在？”“今日若判爱国者有罪，明日谁人还敢为国赴难？”当控方恼羞成怒试图压制辩护发言时，鄂森与其他律师集体起立以示抗争，最终当局被迫释放“七君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鄂森等法律人看来，让战犯在国际法庭上接受正义的审判，才是真正的胜利。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此前，美国政府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受降国家大使进行照会，建议各国推荐通晓英语的法律专家担任法庭职务。于是，194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立法委员兼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梅汝璈、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分别担任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

　　1946年2月至6月，向哲濬与秘书、翻译等陆续抵达东京。因中国检察官组取证与庭审任务繁重，熟悉英美法程序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向哲濬遂致函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增派精通英文及法律的专家赴东京协助开展工作。10月，鄂森与刚从欧美考察司法制度回国的倪徵（日奥）、上海执业律师桂裕、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义作为检察官顾问加入中国检察官组。接到任命后，4人利用庭审阶段性结束的间隙，在国内开展调查取证，为后续东京检控做准备。鄂森与倪徵（日奥）前往北平，根据此前掌握的线索搜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侵华罪证。二人先探访了关在监狱的华北伪政权核心人物王揖唐、赵欣伯，以及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采集相关证据。后又登门拜访北洋军阀吴佩孚遗孀张佩兰，获得了日本军医注射毒剂杀害吴佩孚的关键证言。

　　1947年2月9日，鄂森与倪徵（日奥）、吴学义从上海乘机飞赴东京。他们一边加紧阅读前期庭审卷宗材料以熟悉情况，一边深入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等地，围绕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罪行展开新一轮证据搜集，以争取在法庭上主导对二人的检控。3月4日，鄂森等人作为检方新增出庭人员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其后，中方法律人轮番出庭，以扎实的证据与精湛的专业能力，接连挫败日方战犯和辩护团的狡辩，将战犯累累暴行公之于众。4月9日，鄂森出庭发言，他当庭质询日方证人、原海军少将丹下薰二，通过时间线与空间逻辑的层层推演，戳穿其所谓“中方先开火”的谎言，其意见最终得到法庭采纳。1948年11月12日，历经818次开庭的东京审判落下法槌，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呕心持校 传续星火

　　1947年4月下旬，鄂森提前从东京返回上海。因为他的另一重身份——东吴法学院教务长，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待他完成。

　　早在1942年，全面占领上海的日军便开始严控高校教学，东吴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带领部分师生辗转入川，在重庆恢复办学，但还有200余名学生滞留上海。作为校友的鄂森、费青等人不忍看到学生流离失学，决定重新组织开课。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鄂森多方奔走呼吁，终获热心人士支持。学校租借南洋路爱国女子中学为校园，并以“中国比较法学院”的名义坚持办学。鄂森任秘书长，并兼任院务会议委员和教授。1943年春，费青入川，鄂森转任教务长，主持学校事务。面对敌寇的严密管控，他带领同仁沉着应付，多次化险为夷，使沪上英美法教育的火种得以存续。

　　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法学院恢复原名，重庆分校的师生也陆续东归返校。翌年春，学校恢复了比较正规的行政分工：盛振为任院长，鄂森继续任教务长。至1949年，除1948年短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外，鄂森一直热忱履行这一职务，使东吴法学院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领域的影响持续扩大。

　　东吴星辰 何以辉耀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闪亮的粼光，让人目眩，让人震撼。东京审判就是如此。

　　80年过去，我们依然谈论它、追忆它。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7人中国代表团中，竟有10人出自东吴法学院，这一现象成为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极具分量的传奇。除鄂森之外，其余9位东吴法律人的生平脉络亦清晰可考：

　　检察官向哲濬，湖南宁乡人。1917年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1925年获法学士学位。1925年秋回国，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等校担任教授。1927年起，先后出任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最高人民法院检察署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江苏吴县地方法院院长、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等。1934年3月受聘担任东吴法学院教授。

　　检察官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33年起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抗战后，应母校聘请，在东吴法学院任兼职讲师两年。

　　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徵（日奥），江苏吴江人。1928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获法学士学位。旋赴美国深造，并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在东吴法学院、大夏大学、持志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

　　检察官秘书兼翻译高文彬，上海人。194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

　　检察官顾问桂裕，浙江慈溪人。1927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司法行政部编纂室科员、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上海高等法院推事。抗战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司法院参事，并在东吴大学重庆分校（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兼课。

　　法官秘书杨寿林，江苏吴县人。1934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担任德士古公司法律部主任。

　　法官秘书方福枢，福建闽侯人。1938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部代表律师。

　　翻译官郑鲁达，广东汕头人。194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

　　翻译官刘继盛，浙江镇海人。194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重庆分校（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

　　从检察官到检察官顾问、检察官秘书、法官秘书、翻译官，东吴法学院师生在东京审判中形成了耀眼群阵。这背后正是东吴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校训的精神支撑，强调学生要向内涵养正气、向外效法典范。具体到它的法学教育，即要求学生兼具精湛的实务能力和伟岸的道义担当。

　　东吴法学院自创建以来，便注重以融汇中西的国际视野培养实践性法律人才，师生不仅成为英美法律的精通者，更成为西方司法逻辑的熟操者。当东京审判的历史重任来临时，他们自然成为国家信赖的首选。

　　以法为剑，报国兴邦，是东吴法学院对学生的品格要求。10位东吴人矢志践行这一使命，怀揣洗雪国耻的信念，登上国际法庭伸张正义，令战犯服罪，为国家争回公道，捍卫民族尊严。

　　明灯不灭 励志后人

　　时光的书页缓缓翻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东吴法学院因全国院系调整被撤并，但东吴法律人仍然以躬耕之姿，为国家乃至世界法治建设作出贡献。

　　1984年，倪徵（日奥）当选新中国首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此后数十年间，国际法院共有6位中国籍法官，均出自东吴法学院。20世纪80年代，裘劭恒等多位东吴校友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香港原有法律的审查以及香港回归后的法治建设，为香港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的法治实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纪之交，高文彬等十余位东吴法学名宿不计名利，积极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为这部中国有史以来收录词条最多、规模最大、填补中国法律辞书空白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的出版，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1982年，赓续东吴大学历史文脉的苏州大学正式恢复法学教育，1986年扩建为法学院。如今，苏州大学博物馆内专设“东京审判之东吴翘楚”主题展陈，一届届青年学子在这里追慕先贤、开启征程。2026年4月，中国律师博物馆扬州地方馆在鄂森的家乡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九圣村落成开馆，馆内展出鄂森手稿、东京审判相关文献、民国律师执业证等大量珍贵实物。

　　鄂森的一生，是近现代中国法律人“以法救国、以法兴邦”的生动缩影。岁月流转，东吴先贤留下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散发着恒久的光芒。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史料及图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