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国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作为一名刑事检察条线的检察人员，常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与各类证据朝夕相伴，早已习惯通过审查证据寻求案件真相，利用证据规则厘清法律边界。但是深究起来才发现，有些习以为常的结论实际是证据认知的误区，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例如，将微信聊天记录简单归为书证，这种看似细微的定性偏差，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例，而是刑事办案中传统证据思维与新型证据形态、规范办案要求与惯性办案模式激烈碰撞的集中缩影，背后潜藏着诸多同类认知疏漏，值得我们每一位检察人员深刻反思、全力纠偏。
将网页截图、朋友圈动态、电子交易凭证简单打印，直接当作书证对待，是忽略了其数字化本质，属于“把习惯当规范”，看似只是证据分类的细微偏差，实则触碰了证据裁判的严谨底线，极易引发证据效力瑕疵、非法证据排除等风险，直接影响案件办理的质量与公信力。深究该种误区滋生的根源，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传统证据思维的根深蒂固。长久以来，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占据司法实践核心，我们早已习惯了有形载体、书面呈现的证据形态，慢慢形成了纸质材料即为书证、实物照片即为物证的固化认知。面对数字化、电子化的新型证据形态，依旧沿用老旧经验盲目判断，只盯着外在表现形式，却不愿深究证据生成、存储、传输的本质属性，自然而然便陷入了定性错误的泥潭。其次，法律规范学习的滞后性，让认知偏差不断蔓延、久久难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已明确八大法定证据种类，将电子数据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细致界定，网页、微博、微信、短信等网络应用通信信息均属于电子数据，同时明确要求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需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能够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依法扣押，无法扣押的需通过录像、截图、时间戳等方式固定，且要完整记录提取过程、存储位置。可我们疏于跟进最新法律规范，对电子数据等证据类型的法定边界、取证规范一知半解，仅凭经验办案，让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沦为一纸空文。最后实务办案对便捷性的片面追求，淡化了对程序严谨性的审核。刑事案件办理节奏紧张、证据梳理繁杂，部分办案人员为图省事、一味提升效率，刻意简化法定取证流程：提取微信聊天记录时，不封存原始手机、不做完整性校验，直接截图打印便草草入卷。这种重结果、轻程序的办案方式，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也让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存疑，为案件的公正处理埋下隐患。
破解电子证据等证据类型认知的误区，可以从思维、规范、流程三个方面同向发力，从而筑牢刑事案件的证据裁判根基。
一是跳出固化思维定式，树立证据本质审查理念。坚决摒弃“以形式定类型”的陈旧惯性，牢记证据定性的核心在于生成机理与法定属性，而非外在的呈现形态。清晰区分电子数据与书证、视听资料等的法律边界，严格恪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种类的法定划分，做到先精准定性、再规范办理，杜绝经验主义办案。
二是深入学习法律规范，夯实专业办案功底。系统学习电子数据取证、各类证据审查的全链条法律规定，熟练掌握电子数据原始介质扣押、提取流程、完整性校验、身份核实等法定要求，明晰电子证据、书证等证据的审查规则，将法条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常态化案例研讨、实务复盘，深刻剖析证据定性错误、取证程序违法的典型教训，让规范办案成为刻入骨髓的职业本能。
三是严守法定办案流程，强化程序正义意识。严格落实电子数据取证“双人提取、原始优先、全程留痕、完整固定”的硬性要求，依照法律规定制作提取笔录、封存清单、校验记录。在举证、质证、认证全环节，严格依据证据种类适用对应审查规则，确保每一份证据都完全符合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求。
依法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是对法律权威的坚定捍卫，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守护，严格审查证据则是依法办案的压舱石。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等新型电子数据还是各类传统证据，都容不得半点认知偏差与程序疏漏。我们唯有时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对证据的严谨，摒弃惯性思维、补齐专业短板、严守办案规范，坚持“以法为法、以法为本、以法为师”，才能彻底拨开实务中的认知迷雾，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双重检验，让司法正义在严谨的证据规则中得到实现。